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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薩曼塔永慶房屋·施維伯林
  阿根廷短篇小說家,1978年出生於布宜諾斯艾利斯。2001年,她憑藉第一本短篇小說集《騷動的心》榮獲阿根廷國家藝術基金會獎,2008年第二部短篇小說集《吃鳥的女孩》獲得美洲之家獎。該書已在十多個國家出版。2011年,入選《格蘭塔》雜誌“最佳西班牙語青年作家”榜單,2012年其短篇小說《不幸的男人》獲胡安·魯爾福國際短篇小說獎。2013年,她入選上海市作家協會“上海寫作計劃”,駐市整合負債兩個月。《吃鳥的女孩》,薩曼塔·施維伯林著
  上海文藝出版系統傢俱社2013年10月
  從柏林到上海,阿根廷女作家薩曼塔·施維伯林感覺自己來到了一個未來世界室內裝潢的城市,“布宜諾斯艾利斯好像還處於舊時代”。這是薩曼塔第一次來一個東方國家,感嘆下榻酒店旁邊的超市之大。
  阿根廷素有短篇小說創作的傳統,博爾赫斯、科塔薩爾都是舉世公認的短篇小說大師。施維伯林也無法抗拒短篇小說的吸引力,儘管在阿根廷,短篇小說同樣不及長篇那樣受出版商青睞。好在,兩本短篇集《騷動的心》和《吃鳥的女孩》都頗受關註,屢屢獲獎,連諾獎得主略薩都說:“薩曼塔·施維伯林是西班牙語文學最有希望的新生力量之一。她會有遠大前程,對此我毫不懷疑。”英國著名文學雜誌《格蘭租房子塔》也將她選入“最佳西班牙語青年作家”榜單。今年門羅獲諾獎讓短篇小說也揚眉吐氣了一把,施維伯林也很高興,因為她也是門羅的粉絲,認為羅的獲獎“對於其他作家,尤其是一生都在寫短篇小說的作家也是一種鼓勵。”
  施維伯林的寫作吸納了拉美“魔幻現實主義”的傳統,同時又受到北美簡約主義的影響,她甚至被稱為“南美卡佛”,對此她感到頗為自豪。對於魔幻現實主義與簡約主義這兩種截然迥異的文學取向能否結合,她曾經有過困惑,但正是這困惑讓她走出了自己的路。
  作為今年“上海寫作計劃”邀請的八位“駐市作家”之一,施維伯林要在中國待兩個月。這一陣,她來到了北京。在一家咖啡廳,她接受了新京報記者的專訪,談話時,托腮看著譯者的眼睛,敏銳而投入。偶爾,她看看記者,笑一笑,或透過咖啡廳,瞥一眼窗外。在那裡,夕陽的餘暉塗抹著電線桿,陽光的顏色越來越淡,當採訪結束,已經徹底暗淡、熄滅。
  “可能”與“不可能”並行
  新京報:看了你的書《吃鳥的女孩》,我們從這裡開始。我印象最深的一篇是《殺死一隻狗》,主人公嘗試著用亂棍打死一隻狗,一個醉漢過來警告,說打狗會付出代價。為什麼是一個醉漢,而不是一個小孩,或者別的什麼人?
  施維伯林:沒有人這麼問過,我很喜歡這個問題。我並不是故意設置醉漢這一角色,但他又正好說出了小說的主題。
  我寫小說時,喜歡使用兩類人物:小孩和瘋子。同時,我的小說也存在“可能”與“不可能”這兩條“並行線”,但是又不像奇幻小說那樣“不可能”那條線是完全虛幻的,我這兩條線都與社會文化緊密相關。就是這樣。
  我得再說說。所謂的“可能”與“不可能”不是我們生來就有的想法,而是社會教的,比如殺死一隻狗,你覺得會很殘忍,這個社會也這麼認為,但是,我們吃魚,活魚被殺掉,卻沒有人覺得這也很殘忍。這就是說,“可能”與“不可能”是我們通過學習、分辨後做出的選擇,但是,小孩和瘋子是存在於社會技能的學習之外的兩種人,很多時候他們出人意料,這很有意思,所以,我喜歡描寫這兩類人物。
  新京報:你的小說中,人物總有揮之不去的孤獨,比如靠吃活鳥生存的女孩的孤獨,憂郁症患者瓦爾特的孤獨等。首先,你自己有怎樣的孤獨的體驗?
  施維伯林:你提到的“孤獨”“憂郁”,確實是我寫作時經常涉及的主題,除此之外,還有“痛苦”和“死亡”,也是我寫作的主題。我寫憂郁症……我想一想,可能與我的家庭成員曾得過憂郁症的經歷有關。
  我這四個寫作主題,同時是文學的主題,不只是我一個作家來探討它們;寫作時,我每個故事都會與其中一個或幾個主題有關聯。當然,不僅是我寫作時傾向於探討這些主題,有的時候,讀者也更喜歡欣賞這些,這是一個雙方面的要求。
  新京報:這是否意味著某種程度的迎合讀者?
  施維伯林:不不,並不是知道讀者更欣賞,我才去寫,而是孤獨等主題,是我願意、喜歡去描寫的,我有表達這些主題的欲望,我的寫作是一種自發行為。文學寫作的過程十分複雜,剛開始的時候,我不能確定為什麼要寫這一主題,寫著寫著才知道。另外,就作品的命運來說,不只是作者在“走”,讀者也在“走”,這也是“雙方面的要求”的一個體現。
  嫉妒諾獎得主門羅
  新京報:你一直致力於寫短篇小說,對於作者來說,短篇的魅力何在?
  施維伯林:首先,我覺得,到目前為止,我想要寫的主題,都比較適合採用短篇小說這種形式,我現在還沒有創作一部長篇的靈感或衝動。另外,我寫短篇小說,是因為我喜歡小說有一個出人意料的結尾,讓讀者有一種緊張感。我會引導讀者,只給讀者提供一個出口,甚至可以說,小說里的緊張感、戲劇性,都是為結尾服務的,我喜歡這種方式,這也讓我有了不斷創作的欲望。
  新京報:說到短篇寫作,門羅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是新近的大事。你怎麼看待她的作品?
  施維伯林:門羅是一個偉大的短篇小說家,我自己很喜歡她的作品,甚至有點嫉妒她(笑)。當然,這個“嫉妒”不是說我嫉妒她得獎,而是她得獎之後,被全世界的人知道了,這麼好的一個作家分享給所有人了……她得獎,對短篇小說的寫作來說,是很有意義的事情,不僅對門羅個人是如此,對於其他作家,尤其是一生都在寫短篇小說的作家也是一種鼓勵。
  新京報:門羅的獲獎可能會起到這樣一種鼓勵作用,但在中國,也許因為回報低,短篇小說受到作家、出版商的冷落。阿根廷素有短篇小說創作的傳統,現在是怎樣一種狀況?
  施維伯林:和中國差不多,阿根廷的出版商也更青睞於出版長篇小說,因為篇幅長,回報高。但是,就阿根廷的小說創作來說,我們有輝煌的短篇創作傳統,著名作家大多寫短篇,比如博爾赫斯,他的短篇故事集受到全世界讀者的歡迎。
  跟其他國家最大的不同是,在阿根廷,我們有很多寫作工作坊。一般來說,教他們的老師會從如何寫作短篇小說教起,那麼,這些人上了三五年的課,就可以出一個短篇小說集了。所以,很多作者是通過短篇小說的創作邁入專業作家的行列的。
  現在,它已經發展成專業的寫作培訓,沒有什麼贊助或者宣傳,完全是自發的,這給年輕人提供了很多機會,尤其是能在著名作家的家裡一起探討文學話題,這真是一個奇跡般的機會。當然,這樣的培訓對於年輕人來說也存在著危險,因為他們剛走上文學創作的道路,還沒有形成自己的寫作風格,可能會受到作家和文學訓練的影響。
  被認為是南美卡佛
  新京報:你提到阿根廷的短篇小說傳統,我們常以“神秘”“魔幻”名之,在你的小說里,這也成為一種顯見的特色,那麼,這一傳統在你的創作過程中究竟發揮了什麼樣的影響?
  施維伯林:在我看來,阿根廷的文學傳統,是魔幻現實主義,但又不僅僅如此,有著更為豐富的內涵。我是閱讀這些作品成長起來的,當然會受到影響,除拉美作品之外,北美的簡約主義小說我也特別喜歡,所以我認為,我的作品是這兩種小說風格的結合。曾經有一個文學評論家,認為我是南美的雷蒙德·卡佛,我很喜歡這個評價,這就是我的風格。
  新京報:這種風格的確立並不容易。什麼時候,你會對自己的創作感到困惑?
  施維伯林:在創作中,我最大的困惑是魔幻現實主義和簡約主義兩種風格的結合是否會被大眾接受,要不要換一種風格,但是最後,經過我的思考,我發現只有這種風格能讓我有持續寫作的動力,我沒有辦法去寫作其他風格的小說。好在我的這種風格慢慢被認同,我也因此成為一名職業小說家,這個困惑反而讓我走出了自己的一條文學道路,可以說,正是困惑讓我成為了今天的自己。
  另外,我現階段一個比較大的困惑是,到了我這個歲數,開始考慮要生一個小孩,我自己很想要,但同時如果這樣,會占據我很大一部分的時間,會減少創作的時間,從而影響寫作。更重要的,我是一個對世界感到悲觀的人,把一個新生命帶到這個世界我還沒有完全想好。
  新京報:門羅是在孩子熟睡之後才有時間寫作……對世界悲觀,這個“悲觀”如何理解?
  施維伯林:(笑)就這樣,她還能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嗯,對世界悲觀,是因為我覺得從更廣的範圍來說,世界並不是朝著一個好的方向前進的,我困惑要不要帶一個新生命到這個世界,可能與此有關。
  新京報:這種悲觀使得你的小說看起來神秘、殘酷而有一點重口味。
  施維伯林:是的是的,當然。
  (感謝阿根廷共和國大使館新聞處王戟女士提供採訪幫助)
  採寫/新京報記者 吳亞順  (原標題:我只給讀者提供一個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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